尽管政府试图打击诈骗者，但仍有数万者成为欺诈的受害者
北京的Sun Yu和香港的Thomas Hale
2021年 12月 2日
在二月初，Jenny Fan接到一通电话时，她以为自己中了幸运抽奖。来电者说他代表一家护肤品公司，并且告诉Jenny — 一名中国北方河北省的大二学生 — 她有资格获得一千元人民币 （117英镑）的赔偿。理由？三个月前，她买了一个对她皮肤不起作用的200元的面霜。
Jenny说，这名男子“声称是这家面霜制造商的客户服务代表”。“他提供了所有的购买细节，甚至包括交易记录的快照，所以我很难不相信他。”
他告诉Jenny要领这笔钱的话，她必须通过多次“测试”资金转账一个托管账户来建立一个“特殊支付渠道”。一旦系统到位，Jenny就会收到退款和补偿。
这个19岁学生支付了三笔款，总价值为两万人民币（2，332英镑）。不久之后，这名男子在社交媒体上屏蔽了她，并停止接听她的电话。Jenny去了警局却被告知买这个骗局的她“太傻了”。她说，“他们告诉我，这笔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线上诈骗很难追查到。”而”我应该做的是只接我认识的人的电话”。
珍妮是数以万计成为金融欺诈受害者的中国公民之一。在这个拥有快速增长的中高收入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犯罪已成为生活中的事实。“随着家庭财富的腾飞，我们看到诈骗数量掀起，”北京专攻金融诈骗的律师Nie Chengtao说。
金融计划在中国蓬勃发展已有悠久的历史，数十年的经济的飞速增长不仅创造了巨大的个人财产，而且在公众的心中形成了快速致富的心态。诈骗者还从缺乏监管和国家规定的存款利率上限中获利，这使他们更容易说服那些渴望从辛苦赚来的储蓄中获得更高回报的客户。
（中国警方调查的诈骗案件）
互联网的兴起，尤其是网上支付，使金融诈骗更容易执行和更难追踪，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中国的科技公司深深植根于金融服务的发展之中。 例如，去年，富达利（Fidelity）用主要金融平台之一的蚂蚁推出了退休储蓄指南工具。
诈骗者将这些平台的客户作为目标，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比通过面对面会议接触到的更多潜在受害者。
所有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金融诈骗 — 从出售“点击农场”的会员资格 (诈骗份子雇人在线上购买商品以换取全额退款与费用) 到没有基础资产的投资产品 — 这是一个影响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全国性问题。一个常驻杭州的反诈骗律师 David Zhang 说，他和诈骗的受害者打过交道，从大学教授，到工厂工人，再到高中生。“没人能对诈骗份子免疫。我们都有他们可以利用的弱点。”
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尽管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将诈骗分子投入监狱，在过去三年每年被逮捕的人数激增了五倍，但仍有相当一部分诈骗份子通过在海外展开活动或利用更好的技术隐藏身份而没有受到冲击。
“我们找到诈骗份子的资源越来越少了，”一位常驻山东负责处理金融诈骗的警察告诉《金融时报》。
（一名警察在京沪高铁的德州东站与旅客交谈，这是今年早些时候提醒中国消费者防范金融欺诈活动的一部分。）
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宣布打击诈骗是让人民有安全感的“最高优先级”后，中国当局于2019年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反诈骗教育活动。今年年初，“国家反诈中心”的推出使这场运动达到高峰，这款移动应用的下载量已超过5亿次，使其成为全球最人气最高的应用之一。政府使用各种渠道，从街头海报到电视广告，告诉公众诈骗是什么样子以及如何避免它们。但是这款应用也引发了争议，因为它会跟踪手机的使用情况、审查来自海外的来电，并将彭博新闻社这样的商业应用贴上“恶意”标签。
几乎没有中国成年人可以度过不被政府支持的反诈骗宣传轰炸的一天。大多数公寓建筑楼的大厅里都贴着告诉居民不向陌生人汇款的海报。公共汽车上播放着如何识别诈骗的广告，而LED显示屏上的名人则提议发起一场反对诈骗者的“人民战争”。
有的地方走的更远。上个月，上海一个叫洞泾的小镇开始要求酒店客人在入住前阅读并且签署反诈骗提示单。与此同时，当地的餐馆服务员被要求在上菜前告知顾客关于反诈骗的东西。
“我们希望反诈骗教育能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洞泾的一名官员表示。
这项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是饱受金融诈骗之苦的大学生群体。在去年，官方媒体《中国青年报》对全国2,746名大学生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十分之一的受访者曾被诈骗份子骗过钱。这引发了新一波的教育运动，旨在让年轻人更加警惕。上一年，上海开始要求14万名大学新生参加在线反诈骗课程，重点介绍了物种流行的诈骗行为，从敲诈和冒充政府官员的行为，到以销售虚假投资产品为目地的线上约会都有包括在内。
一些城市及其热衷于打击诈骗，以至于东部城市济南在去年要求大学生允许反诈警察加入他们的社交媒体群。他们的想法是，警察会张贴预防诈骗的提示，并且会留意可疑的信息。济南的一名官员表示：“我们希望确保学生一直受到保护，不被诈骗份子侵害。”
（北京三里屯的一块广告牌警告购物者金融诈骗的危险性 © Fran Lu/FT）
散户投资者是教育活动中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因为他们的金融知识没能跟上家庭财富增长的步伐。在中国人民银行4月份对14万名成年人的调查中发现，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无法年化收益，也不明白投资多样化的含义。44%的人说他们会忽视或粗略地读金融合同。
为了缩小知识差距，金融监管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会）已经举办了越来越多的在线和现场培训课程，目标在于帮助投资者做出更明智的决定。（自习主席在2019年的演说，这些课程大幅度的增加了。）该局还要求金融顾问和资产管理公司在决定销售哪些产品之前，让投资者完成录影的风险评估测试。
一家位于上海的高收益债券基金，并拒绝了几十个风险承受能力低的投资者的所有者，John Wang说道，“我们已经尽力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与预期收益相匹配。”
许多散户投资者认为固定收益投资产品的收益是有保障的（这是基金传销所鼓励的），可是这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违约可能促使不满的的投资者起诉资产管理公司提供误导性的信息。
（中国内因电汇诈骗而被捕的人数）
然而，教育活动并没有阻止骗局的兴起。法院记录显示，去年全国的投资设欺诈案件比2019年的水平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
该活动的失败部是由于其规模有限。由于缺乏宣传，大多数由政府支持的投资教育课程只能接触到少数学生。虽然许多私人经营的金融知识课程有更大的知名度，但他们因推广投资产品以获得利润而产生的利益冲突。
更糟糕的是，大多数教育课程过于常规，无法覆盖防止欺诈行为所需要的内容。
Daniel Wu，一名浙江软件工程师说道，“老师告诉我们，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 他参加了几个金融知识课程，然后在一个计谋中损失了100万人民币。他继续说道，“但他们没说我们应该仔细阅读投资合同的哪一部分以避免被套牢。”
虽然北京已经制定了世界上最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之一，但其执行情况充其数量也是零散的。西南大学政法系的Sun Yin教授在去年的一篇论文中说，由于缺乏对盗窃个人信息的惩罚，这使得骗子们“毫无畏惧”。
南京的金融顾问和前银行监管者Ji Shaofeng说，“从长远来看，更好的教育可能有助于公众打击诈骗。从短期来看，法制更重要。”
然而，随着诈骗案件的持续繁荣，许多人认为仅靠教育还不足以打击骗子。反诈骗的Nie律师说，由于缺乏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欺诈者可以精心设计这种量身定做的信息，让受害者觉得无法抵制。
学生欺诈受害者Jenny Fan从痛苦的经历中了解到这一点。她说，“当一个陌生人对你了解如此之多时，你很难挂断他的电话。你只能继续听，直到你被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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